威權時期校園監控檔案——「學校安定工作會報」第二次會議紀錄暨第一次與第二次會議間 各重點學校動態報告表（1983.3.30～19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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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日，由跨黨、政、情治機關等單位組成之「學校安定工作會報」，假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中國國民黨北區知識青年黨部會議室，召開第二次會議。

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該會報秘書單位，在會報中化名為「夏雨生」的教育部，以《 (72) 化發字第 1553 號函》，將會議紀錄與第一次至第二次會報間重點監測學校事件表，發至會報化名為「莊自強」的調查局（會議記錄002號）與出席會報的調查局盛處長（會議記錄0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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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三月中旬，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中央」指示，由教育部召集包括國民黨中央青年工作會（下稱青工會）、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下稱文工會）、國民黨北區知識青年黨部（下稱北知青黨部或北知青）、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現名為中國青年救國團，下稱救國團）總團部、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警備總司令部（下稱警總），組成性質為「組織歸黨，活動歸團」的「校園安定工作會報」（下稱學校安定會報），該會報名稱為「春風會報」，預計由當年三月中持續開會，直到該年年底選舉過後為止，先前發表之史料故事已經提及。

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日，學校安定會報，即春風會報，在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國民黨北知青黨部會議室召開第二次會議。根據會議紀錄，這場會議的密等定為「機密」，由教育部孔顧問主持，前述各會報成員單位，除北知青黨部派出兩名代表，教育部除兩名代表外，負責記錄的成某（按：會議紀錄上無職稱官銜之紀錄）也在會中發言報告。其餘單位都派出一名代表與會。

會議一開始，由教育部負責記錄的成某報告發生於各重點監測學校發生事件，如臺北市立師範專科學校（下稱師專）通往附設幼稚園（按：現今之「幼兒園」）之大門被噴漆寫上「民主牆」、「市師之春」、「一人一腳運動」等字樣之事件外，尚有針對國立臺灣大學（下稱臺大）政治學系大學四年級學生劉一德「醞釀從事校際串聯活動」，而東吳大學（下稱東吳）學生黃嘉光、榮姓學生等人意圖以模仿臺大學生爭取學生代表聯合會（下稱代聯會）會長普選運動，與之合流。而「臺大之春」地下刊物也籌備出版中。

此外，成某也報告臺大學生社團大學新聞社（下稱大新或大新社）於該年三月十六日晚間舉辦「論臺大的言論自由」座談會，邀請劉福增、李鴻禧等臺大教授發表言論。劉福增、李鴻禧等教授表示臺大的言論自由不夠，教授應「有權操縱校務」（按：所謂「教授應有權操縱校務」之說，應為「大學自治」、「教授治校」等一般民主國家習以為常的憲政理念），並討論臺大另一學生社團「醫訊」解散事件。

除臺大外，成某也報告高雄師範學院（會議紀錄及本文下稱高雄師院）國文系學生二人公開傳閱「禁書」遭到學校教官沒收後，寫信向校方反映，自認校園存在「安全人員」、「線民」，抗議並張貼「不妥文字」，「措詞尖銳」。成某在這一則報告後附帶提到，該校總教官在學生抗議後，「未能及時否認有安全人員或佈建學生存在」，「處理有欠妥當」。

另外，成某也報告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會議紀錄及本文下稱國立藝專）講師林某經常發表「不當言論」，「在校挑撥教師之間感情，讚揚臺獨，否定救國團活動成效」等，並率教師們至臺北市新生南路，當時時有非國民黨人士聚會之「紫藤廬」茶藝館聚會，「勸大家及早到國外定居」。

對於成某之報告，主持會議的教育部孔顧問回應，劉一德的行為「已經超出我們容忍的限度，我們已有具體事證證明其從事校際串連政治活動」，教育部「除了全力遏阻，防制發生學潮外，建議請情治機關警總、調查局考慮對其採取法律措施」。

在教育部成某之後，國民黨青工會陳總幹事也報告臺中東海大學學生抗議市政府在學校對面建築焚化爐，在校內「流傳不當文件」，稱焚化爐開工當天會有學生自焚。明志工業專科學校（按：現為明志科技大學。會議紀錄及本文下稱明志工專）在臺塑運動會當天發現油漆書寫抗議該校創辦人王永慶文字。花蓮大漢工業專科學校（按：現為大漢技術學院。會議紀錄及本文下稱大漢工專）也有「不妥文字」出現。

在報告了東海大學、明志工專及大漢工專動態後，陳總幹事報告了青工會張豫生主任在「臺大教授同志」建議下，以臺大學長身份邀請了臺大法言社（按：會議紀錄及本文下稱臺大法言）、大學社等社團幹部學生共四人，在臺大校友會館聚餐。陳總幹事報告臺大社團「學生們有備而來，其勢洶洶」（按：會議紀錄為「其勢凶凶」），張主任則「心平氣和，一一以理性、客觀之態度就國家當前之處境說明」。

陳總幹事並將學生的談話要點整理為七點，分別是：1. 詢問張主任，國家的進步，大學生是否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2. 學校對學生的意見不重視，以權威來壓制。 3. 校規不盡合理，禁忌太多，應尊重學生權利。 4. 激烈反對刊物審稿制度，對審稿者之態度，做法表示不滿。 5. 中央民意代表三十多年來不改選不合理，學生們認為其沒有代表性。 6. 黨應該退出學校，不應在學校活動。 7. 選舉時三令五申學生不得參與助選，但國民黨卻公開在校園裡為其候選人發動學生助選。

陳總幹事在報告由他整理的學生談話七項要點後，發表自己三點感想：「 1. 這些學生之所以會有如此偏頗之看法，主要由於平素接觸偏激政論刊物，思想受到污染所致。 2. 對這些偏激學生還是要多接觸，運用技巧和表現關懷以使其心平氣和，如其係存心搗蛋則另當別論。 3. 黨團幹部有義務以橋樑立場溝通學生與老師之間的距離。」

對於國民黨青工會陳總幹事的報告，教育部孔顧問發表評論：首先，對於陳總幹事的看法與張主任的做法深表贊同。並認為「學生不是豺狼虎豹，理論上是可以溝通的；問題是以何人出面溝通最適宜？」接著，要求救國團學校組負責，因為「活動歸團」，尤其是思想性的社團活動要「特別妥予規畫籌辦」。

其次，教育部孔顧問的第二點評論是，世界各國都有對於學生的輔導制度，「英國之導師制，德國之軍訓制，美國之輔導制，我們綜合各項制度之優點配合，我國固有之教育思想傳統，其目的就是導正學生的一切不當言行。」

教育部孔顧問的第三點評論則針對當時臺大大學論壇社（下稱大論或大論社）社長劉一德而來。孔顧問認為，「至於劉一德個人中毒已經太深；陳總幹事所說的方法對某些人有效，對劉一德就已經太遲了。」

對於教育部孔顧問點名救國團學校組，本著春風會報「活動歸團」的組織原則下，應負責溝通學生，尤其是思想性社團之工作，救國團代表，學校組楊副組長報告該年度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救國團分北、中、南三區召集大專院校思想性社團舉辦座談。結論是喜歡參加思想性社團的學生越來越少，「在校亦不受重視，活動經費缺乏，指導老師難聘」。因此，救國團已經決定「酌情補助活動經費，並加強發掘人才」。

對於救國團學校組楊副組長的報告，教育部孔顧問評論回應指出，在上一次會議（按：第一次春風會報，相關史料及故事詳見先前發表之史料故事）中已經決議，由國民黨青工會提供「能寫能講，可資運用之教授名單，以供學校思想性社團及『筆部隊』運用」。

在此，有幾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之處。首先，本「春風會報」之組成目的，美其名為維護大專校園之安全安定，事實上從各單位代表所報告之事項內容來看，幾乎與所謂的「校園安全」完全無涉，毋寧是當時校園中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師生、社團動態之匯報與資訊搜集，以及為了維繫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後續處置。況且，春風會報的組成，黨部及黨的附隨組織代表，幾乎佔出席代表之半數。如果我們參酌前次（按：即第一次）春風會報中以劃線刪除之會議紀錄顯示，教育部孔顧問自言其與教育部常處長皆出身黨部，則第二次春風會議出席各單位代表中，除教育部官員成某以及法務部調查局、警備總部等兩個情治機關之代表，其餘皆出身黨部或正為黨部與黨的附隨組織代表。由此可見，威權時期以動員戡亂為名，行違憲的以黨領政、黨國不分狀況的嚴重程度。

其次，我們可以注意到，在威權統治時期，不管是國民黨的代表如從事青年工作的青工會代表或青工會主任，甚至代替教育部長主持會報的教育部代表，對於校園師生爭取大學自治、校園民主，建立合理的校園規範，或是回歸正常民主憲政秩序的國會全面改選等的訴求，都視為「偏激行為」。這些黨組織與政府機關的代表，將這些原本在一般民主國家非常正常的訴求，視為洪水猛獸，視為受「偏激政論刊物」影響，「思想遭受污染」的後果。無怪乎，對這些主管國家高等教育的教育部官員，或者是主管國安情治業務的情治機關代表，或者是國民黨的代表而言，解決國家民主化，言論自由化的癥結，就在於查禁「偏激政論刊物」，杜絕學生受校園自由派學者與「偏激政論刊物」影響，進而「導正學生的一切不當行為」。尤其是，在國民黨青工會張主任與臺大社團領導幹部餐敘時，學生點出執政與學校當局三令五申要學生不得參與助選，卻在校園中堂而皇之為國民黨候選人發動學生助選，以黨領政甚至藉由威權統治手法，滲透校園，公然違背正常民主國家應當引為戒律的政黨公平競爭，無怪乎自當時起，包括學生代表在內的有識之士，皆主張黨應該退出學校。

第三，學生為爭取校園民主大學自治，串連不同學校，結合志同道合的夥伴爭取校園的民主化正常化的行為，在當時的教育部官員眼中，「已經超出我們容忍的限度」而必須由教育部「全力遏阻」，還建議請情治機關警總、調查局考慮對這些學生採取法律措施。威權時期由國民黨策劃組織，以黨國不分的專案會報形式，對於校園師生、社團進行思想言行監控，並進一步將情治單位之勢力引進校園的嚴酷作為，昭然若揭。

第四，與禁止學生為爭取校園民主，國家民主化等目標，自主性的串連相反，在此我們可以見到，救國團作為國民黨附隨組織，在「維護校園安定」體系中的分工角色，除了協助知青黨部協調教官對學生進行輿情蒐集監控之外，救國團學校組也負責了相當吃重角色，包括：對學生思想性社團組織跨校座談，並且補助活動經費。此外還負責「加強發掘人才」，與國民黨青工會合作，由青工會提供「能寫能講」的教授名單，由救國團中介提供學校思想性社團及「筆部隊」使用，藉以鞏固國民黨在校園中的思想主導地位。

在救國團學校組代表發言後，國民黨北知青黨部四組代表劉總幹事報告淡江大學（下稱淡大）城區部自從發生「反動傳單」事件後，已經結合黨部「自強小組」成員成立「自治小組」，「全面掌握校園動態，維護校園安寧」。此外，已經通知文化大學（下稱文大）、東吳大學之城區部，「加強對校區安全之維護，並建議二校在城區部另設專人專責。」而東吳政治月刊社，則因「策略運用得宜」，使其「內部矛盾」，第五期期刊迄未出刊。

繼東吳之後，北知青黨部四組劉總幹事報告在當年二月中以及三月初，國立政治大學（按：會議紀錄及本文下稱政大）東方語文學系（按：會議紀錄及本文下稱東語系）阿拉伯文組（按：會議紀錄及本文下稱阿語組）畢業生林濁水在花園新城先後召開「時政評論會」。參加的有「十餘位偏激份子（包括在校學生）」，名單正進一步蒐集中。劉總幹事還報告這幾場「時政評論會」會中報告「各國學潮與國內歷年來學生運動，並攻訐政府不民主，學校不自由，『反審核』、『反訓導』」，並且判斷林濁水等人正準備在選前積極訓練核心幹部。

報告完林濁水之動態後，北知青四組劉總幹事還報告林濁水的妻子，當時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的陳文茜也在場，並「轉請有關單位注意其動態」。

在報告完政大東語系阿語組畢業生林濁水的動態後，北知青四組劉總幹事繼續報告彰化旅北大專同鄉會舉辦基層服務協會返鄉服務活動，以及臺大大論社到當年四月底，半年之「禁期屆滿」，五月可以開始活動，北知青四組已經蒐集到大論社籌辦有關言論自由之座談會。在這件報告後，四組陳總幹事也報告了文大美術系教師受電話恐嚇，以及位於臺北市新生南路的紫藤廬茶藝館（下稱紫藤廬）為「黨外人物、陰謀份子之聚會所，其二樓任何人不得其門而入，聽說裡面有會議室，我們也曾想辦法蒐集裡面的情報，但很難做到」。

接著，北知青四組劉總幹事又報告情治機關已經成立「神木（？）專案」，蒐集「中央各單位」散失在外之文件。而當年的臺北市議員林正杰也成立一個專門蒐集執政當局文件的單位，因此文件的保密成為重大問題。

除了文件保密，北知青四組劉總幹事又補充報告臺塑運動會當天明志工專發現的「不當文字」案，以及臺大政治系三年級學生，也是臺大大論社社長賴勁麟於當年三月二十四日投稿臺大法言「敬告臺大之春編者」，表面上反對「臺大之春」，事實上達成為「臺大之春」刊物打廣告的效果。

對於北知青四組劉總幹事的報告，教育部孔顧問發表幾點評論：（一）感謝淡大黨部配合成立自衛編組，希望其他學校參考辦理。（二）紫藤廬就在北知青黨部隔壁，「我們應有計劃地吸收具有灰色型態（按：應為「意識形態」）之學生打入。（三）賴勁麟的手法運用十分高明，「應付這樣的學生我們必須提高警覺」。

在北知青四組劉總幹事報告後，由同為北知青代表的二組陳總幹事繼續進行四項報告，分別是：（一）大學附近有很多販賣三十年代之查禁翻版書攤，「對學生思想污染影響不小」。（二）對於（各大學）新聞系、大眾傳播系的輔導應該加強，因為這些科系的學生畢業後往往進入報社或其他傳播單位，「對輿論之影響有顧慮之處」，並舉例某大學新聞系主任「不妥言行」。（三）大學中之「三研社」（按：三民主義研究社）、「大研社」（按：大陸問題研究社）已在萎縮中，在活動中甚至強調「純學術研究，擺脫黨的色彩」，以致「無法發揮思想導正作用」。因此二組劉總幹事建議除了補助這些社團經費之外，在社團指導老師的遴選和活動方向的輔導上要再加強。（四）從週日開始，北知青召集「院校常委會報」，針對五月各大學學生社團幹部改選，「要求學生同志參與選舉，全力爭取各級社團負責人職位」。

對於北知青二組劉總幹事的報告，教育部孔顧問評論：（一）政大、文大、輔仁大學（按：會議紀錄與本文下稱輔大）、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按：現今之世新大學，會議紀錄與本文下稱世新）都設有新聞系，「請中央文工會就此釐定計劃作為，積極輔導」。（二）三研社、大研社的指導工作，輔導教師影響力太大了。要「請救國團與青工會、文工會協調加強輔導」。（三）「我們在學校裡正面的力量加強，負面的即為非作歹，攻擊政府，歪曲事實，興風作浪的力量就減少，反之亦然，因此我們各有關單位有責任使院校中正面的力量積極充實起來。」

在北知青黨部二組劉總幹事報告後，由國民黨文工會陳總幹事繼續報告文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歐堅壯撰寫論文「『革命民主政黨與英美政黨』之比較研究」提到教育部審核時，以「革命與民主兩者矛盾，何來比較」認為無學術性而駁回，（審核的三位委員均為「政府高級官員」，）只好改題目為「英美政黨之比較研究」通過審查。文大博士班同學均認為此一現象非常可悲，決定在四月三日召開討論會，研討「革命與民主、學術是否相衝突」。文工會獲悉此事，深怕此事涉及國民黨屬性，公開討論「徒授黨外話柄，作為攻擊本黨之題材」，所以正透過文大三研所所長曾虛白疏導博士生勿公開討論。

在此我們可以特別注意到，所謂的校園安定會報，作為其會報基礎內容之各校資訊，顯然是透過各校各種管道，如收買學生為其進行蒐集情報。即便是政大東語系阿語組畢業生林濁水與其妻陳文茜在花園新城舉辦討論會之內容，亦為該會報所獲悉，而參與人士名單，也正由相關單位蒐集中。甚至對於當時黨外人士或執政當局眼中之「陰謀份子」時常聚集之私人經營茶藝館，也下指令「有計劃地吸收灰色型態」學生「打入」。黨國威權體制藉由各種手段監控人民、校園師生、社團的惡形劣跡，在此一會報的會議紀錄中，具體而微地呈現於世人眼前。更令人思之悚然的事實是，報告這些經由「職業學生」、「佈建」所得情報的單位，竟然是理應與國家情治機關保持一定憲政上界線的執政黨。在民主國家情治機關的所作所為，都必須在國會監督下依循憲政秩序而為；即令是總統，當其幕僚不當運用執政資源，對在野黨競選總部進行監聽，事發後總統因滅證、教唆偽證嫌疑而辭職下臺；在臺灣威權時代，執政黨以此種黨國不分手段，不只直接指揮情治機關對在野人士校園師生、社團進行監控，甚至連政黨的黨組織也攫取民主國家唯有情治機關方能掌握的權力，直接對校園師生、異議人士、團體，甚至經常集會的茶藝館進行滲透、監控，種種事實只能證明，過去以動員戡亂為藉口的威權統治，實乃違憲濫權的統治。

其次，我們也可以注意到，正是基於同樣的事實，在這次會議中，教育部代表成某報告高雄師院國文系學生抗議並張貼「不妥文字，措詞尖銳」，該校總教官「未能及時否認有安全人員或佈建學生存在」，「處裡有欠妥當」等情事，正好反映出抗議同學的認知正確。在威權統治時期，執政的國民黨就是以黨國不分，以黨領政的手法，結合情治機關，在校園中，甚至對社會一般商家，佈建學生或情治機關配合的情報提供者，為鞏固國民黨的統治基礎，進行情報蒐集工作。

第三，我們同時注意到，為了維持國民黨為首的執政者在校園中的意識形態主導地位，春風會報責成救國團、青工會、文工會協調「輔導」各大學院校三研社、大研社。甚至於在五月大學學生社團改選季，積極推出國民黨「學生同志」參選社團領導，藉以控制各校學生社團。

在國民黨文工會陳總幹事報告後，由警備總部吳組長報告：（一）賴勁麟投稿批判「臺大之春」之本意；（二）長老教會即將舉行主題為「關懷社會」之「大專應屆畢業生懇談會」；（三）東海大學東風社社長邀請高信彊座談「文藝之興起與反省」，而該社有「違常傾向」，提醒與會成員注意；（四）已經蒐集到幾位學生即將在年底參與助選活動；（五）臺中中山醫學院女生宿舍無舍監、無警衛，已有學生向校方反映等五件事。

聽過警備總部吳組長的報告，教育部孔顧問補充指示了關於「淡水工商專校」（按：即今日之真理大學，前身為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會議紀錄與本文下稱淡水工商專校）校長改選案。孔顧問「回憶彭明敏的姐姐彭淑媛校長任內，該校臺獨思想的老師如陸嘯釗等，該校已成為臺獨份子所把持」，因此「本部現恢復設置專案，籲請調查局、警總專業小組人員共同配合，日內即將召開會議，研擬積極有效辦法。」

於警備總部吳組長之後，調查局盛處長報告：（一）明志工專「不妥文字」案，將資料彙整送交「三一專案組」處理；（二）對一般知識份子應以「理性態度多做溝通工作」，但是對「如劉一德、黃嘉光等極少數，我們一定要拿出有效辦法來制止，否則一旦畢業離校，他們還是會繼續危害國家、社會。」因此，盛處長認為應該「研究成立專門針對這幾個人的專案小組，訓練三、五個人，以灰色接近，化解或孤立等各種方法來解決問題，否則我們僅僅瞭解其動態而不積極徹底處理，以免養癰遺患」；（三）在校師生參助選名單一定要儘早蒐集，儘早說服，儘早阻止；（四）每逢選舉，學校「一定以考試為手段阻止學生參加，這個方法已經被學生察覺，今年再如法炮製（按：會議紀錄為「泡製」）效果就很難說了，故宜研究一種自然而無不良副作用的方法；（五）文件保密工作令人頭痛，兩年來洩密案層出不窮等五件事。

對於調查局盛處長的報告，教育部孔顧問評論兩點，第一點是他講述臺大學生王復蘇在保釣運動時「弄得天翻地覆，新竹中學校長就請他的校友由臺大回母校向學弟妹們演講（按：新竹中學即今日之國立新竹高級中學，過去之省立新竹高級中學，會議當時尚未招收女學生，此處『學弟妹』應為教育部孔顧問口誤。保釣運動時期與之後數年，新竹中學之校長為辛志平），如何考取臺大，又如何在臺大發揚新竹中學之愛校愛國精神，使其不得不走向正途」。據此，孔顧問認為，對劉一德、黃嘉光兩人也可用此方法，安排他們回嘉義中學演講，「面對學弟妹們只有正途可走」，「敬請  盛處長指示省教育廳轉知嘉義中學參考辦理」。第二點則是關於文件保密，孔顧問認為文件保密十分重要，「我們特別提高警覺妥善處理」。

在調查局盛處長報告後，由教育部常處長最後報告五件事。首先，常處長認為學校裡各單位如「黨、團、軍訓、安全等凡屬性相同者」，應該仿效軍中國民黨的「政策小組」，成立「聯合會組織」，以「統一事權，避免各自為政，力量分散的缺失，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定期舉行座談，交換意見或共同執行，使其成為一長期性，根本性的組織」。其次，常處長認為，「我們之於劉一德、黃嘉光，是有組織力量的人對付無組織力量的人，結果卻被無組織力量的人弄得一團混亂，要徹底檢討」，「如果黨員學生或教授都有責任與使命感，這戔戔數人能奈我何？」因此，常處長將劉一德、黃嘉光等人能夠把他們「弄得一團混亂」的原因歸咎於「我們本身觀念，看法不統一，致產生反效果」。因此，常處長也贊成成立專案小組，「針對特殊個案發揮聯合戰力」。第三，常處長問道，「為何臺大老是有問題？問題應該出自老師，帶動了幾個有問題的社團成為學校安定的逆流」，因此，常處長認為「我們應該及時釜底抽薪，從教員著手，掌握幾個重點刊物或社團，不管時間長短、困難多少，一定要掌握於我方之手」。第四，常處長質疑「現行之導師制度是否有作用？值得檢討；在功利主義盛行的今天，有功利主義的老師必定教出功利主義的學生，值得有關單位探討改進」。第五，高雄師院的事件，已經轉知該校總教官注意處理方法。

對於教育部常處長的報告，教育部孔顧問評論道：（一）高等教育的根本問題在於「導師問題」。「如果擔任導師的人視學生如子弟，付出關心與愛心，學校的安定問題才得以根本解決」。（二）孔顧問轉告，「（教育部）部長一再強調，校園安定是校院長當然的責任，並根據各院校教學環境安定淨化的程度作為對學校辦學成績考核的標準，故我們必需加強院校長對學校安定工作的責任心與榮譽感」。

在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綜觀本春風會報第二次會議記錄，全篇長達七頁十二面半，表格式的紀錄中，與會九位代表的報告、討論事項，真正與校園安全相關的，只有中山醫學院宿舍問題與文大教師受恐嚇事件。其餘報告者皆將校園安全、安定之焦點，放在如何阻止跨校學生串聯，學生社團邀請學者專家座談爭取大學自治，校園民主，以及如何有效防治學生或教師參與黨外人士的助選活動。甚至於，連政大畢業生在花園新城舉辦討論會，也成為佈建監控的對象。而當時黨外人士或這些與會代表口中的「陰謀份子」時常聚會的私營茶藝館，竟也成為會議主持人下令要「吸收灰色型態學生打入」的對象。可見威權時期，執政黨不止以黨國不分的違憲方式監控校園，更重要的是，執政黨黨組織，竟也直接執行民主國家中，唯有情治機關可以在法律授權、國會監督的情況下執行的業務。這種威權統治在臺灣施行數十年，而當時之執政黨與附隨組織，皆無視於過去種種違憲、違法、違背教育倫理的行為，每每以「特殊時代的特殊作法」為由，規避民主時代所追究的歷史責任，進而美化過去種種掩蓋於秘密資料中的惡形劣跡，儼然國家正常化，民主轉型路上最大的絆腳石。

其次，以春風會報為例，從警備總部與調查局這兩個情治機關在春風會報的代表，以及主持會議的教育部孔顧問之相關發言可見，由黨、附隨組織、政、情治機關所組成的統治集團，對於校園的監控，不僅毫無尊重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思想自由之可能，連淡水工商專校之董事會改選，都有這些機關，特別是情治機關介入的紀錄；對於大學學生異議刊物社團，也「因策略運用得宜，使其內部矛盾迄未出刊」。若說這是黨國不分，情治機關滲透校園，恐怕離事實不會太遠。

第三，連理當秉持教育專業立場發言的教育部官員代表，都大言不慚，主張「學校裡各單位如黨、（救國）團、軍訓、安全」等單位要成立類似威權時期軍中「黨的政策小組」。而主持會議的教育部顧問，更是將這些以自由民主思想為本的異議學生對他們所造成的根本問題，歸結於學生受「偏激刊物」或導師影響。難怪與會的教育部常處長會主張，不管時間長短，不管困難多少，都要把學生社團、學生異議刊物「掌握於我方之手」。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