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時期校園監控檔案——「學校安定工作會報」第一次會議紀錄 「中央」決定召開包含情治單位,國民黨青工會、文工會,救國團,教育部在內之專案會報 「經常性之集會至下半年選舉階段為止」 教育部朱匯森部長指示本會報「組織歸黨,活動歸團。」 教育部軍訓處常處長:「台大胡佛、劉福增、李鴻禧等人經常散播荒謬理論,對學生思想污染十分嚴重,校長何不予直接解聘?」 救國團楊副組長:「關於研究生之思想訓練,灌輸正確觀念當再加強辦理。」(1983.3.16・198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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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16日,教育部朱匯森部長奉「中央」命令,於國民黨北部知識青年黨部,召開包含情治機關、國民黨青年工作會、文化工作會,救國團、教育部在內之「學校安定會報」。
1983年3月22日,教育部人二處以會報化名「夏雨生」行文化名莊自強之調查局,檢陳「學校安定工作會報」第一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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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16日,教育部奉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中央」指示,於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二十號國民黨北區知識青年黨部(下稱北知青黨部)十樓會議室,召開包含國民黨中央青年工作會(下稱青工會)、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下稱文工會)、國民黨北部知識青年黨部(下稱北知青黨部)、中國青年救國團(編按:紀錄中全名為舊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下稱救國團)、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警備總司令部(下稱警總)、教育部軍訓處(下稱軍訓處)、教育部訓育委員會(下稱訓委會)、教育部人事室第二處(下稱人二處)等機關、單位在內,跨黨、黨的附隨組織、情治機構、政府機關單位在內的「學校安定工作會報」(下稱「學校安定會報」)第一次會議。
根據會議紀錄,會議主持人教育部朱匯森部長(編按:此時教育部朱匯森部長同時兼任救國團「團務指導委員會召集人」)首先對參與本會報各機關、單位代表闡明,有鑒於「少數學校最近發生問題,敵人已將破壞的目標指向學校」,因此,在某次「中央的早餐會報」上決定召開專案會報,邀集前述各單位的「實際工作同志」做「經常性之集會」直到「下半年選舉階段為止」。
至於開會地點,朱部長說明因為教育部「人多口雜,新聞記者來來往往」,所以選擇國民黨北知青黨部場地。與會之固定成員則為上述各機關、單位代表,至於重點學校則「視問題之嚴重性機動地與會」。而開會時間經過與會各單位代表討論,決議為隔週之週三下午舉行。
第一次學校安定會報一開始,由教育部轉達當時由國防部總政治部王昇主任成立之「劉少康辦公室」轉來之校園安定工作「十項指示」,其中包括「加強教學措施」、「培養有說服力的教授」、「慎選校長並加重其責任」、「慎選軍訓教官」、「強化黨團組織」、「掌握學生社團」⋯⋯等。
宣達了劉少康辦公室的十項指示後,與會各機關、單位代表交換意見。警總保安處王處長認為,學校已經成為「陰謀份子」的重要破壞對象,「敵人從我們學校的內部開始滲透腐化,再從外部支援破壞」,這種現象幾所重點學校如台大、文化、政大等均已出現。
在警總代表發言後,調查局代表盛處長報告,根據調查,重點學校中,政大、世新、北醫學生黨員比例偏低(均未達20%),「文化、中興等校較佳」。另外,「根據情報顯示,敵人正千方百計地引誘大學生、研究生介入政治活動,學生們一旦介入政治活動就很難再拉出,大家要想辦法研究阻止」。最後,調查局盛處長認為,「要重視學校社團活動,防止校際串聯,特別是教會活動」。
接下來,國民黨北知青黨部劉總幹事發言表示,「台大劉一德與東吳黃嘉光二人已有合流趨勢,共同在各校搞代聯會普選事端,請提高警覺⋯⋯」,「文化大學本很平靜,黨員比例高⋯⋯但近來⋯⋯顯示有不穩跡象」。
在國民黨北知青黨部代表發言後,國民黨青工會鄭委員則表示,「思想污染問題將隨著選舉的接近而一步步嚴重,我們的刊物憑良心講並未收到很大效果,反倒是打著政論雜誌招牌之問題刊物愈形囂張,這是很值得注意的」。而青工會另一位代表陳總幹事則表示,「我們以『謹慎、寬大』的態度處理校園問題,卻產生學生無所顧忌和不敢斷然處置之『無力感』的副作用,例如劉一德者再演變下去,可能就是林正杰第二」。青工會陳總幹事繼續表示:「情治單位、黨團、文教單位之間對學校問題還是沒有做到『精密之配合』,如淡大反動文字案延誤了二十餘分鐘才見處理,故今後仍應密切協調,加強聯繫」。青工會的最後一位代表鄭總幹事則認為,在國民黨的資料中,十四所重點院校的學生黨員較前述調查局盛處長提出的數字為高。而對於有關研究工作,青工會「已掌握一批可用之研究生,一方面為我所用,打擊邪說,一方面產生力量阻止其他研究生為黨外份子利用」。更重要的,鄭總幹事強調「在此要求各校速了解提列現研究生中有哪些人意圖幫助黨外分子活動者之名單供參考運用」。此外,鄭總幹事提到國民黨學生黨員在校園安定的重要性,他提到「今後將加強黨團活動如夏令會等結業同學發揮功能」,以及學校要加強掌握學生社團活動與改選。
在國民黨青工會參與會報的三位代表輪番發言後,國民黨文工會代表陳先生表示,學校安定與學生刊物關係密切,現時學生刊物就有五六千種之多,都有相當的吸引力,但學生政治能力、認知、文字程度不足,卻也造成吸引力,「審稿制度,人員不健全,產生流弊很多」。文工會陳先生更認為,「黨外刊物由謾罵致力提升其內容層次,對研究生拉攏費盡心機,只要運用一、二位有寫作能力之研究生當打手舞文弄墨,我們就要花很大力量清洗消毒,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研究生這個層次」。因此,陳先生進而獻策,由學校(1)「提列較偏激之學生名單給黨員教授有組織地進行疏導軟化」。(2)巧妙地運用政治學老師以學術立場「探討我國當前特殊處境使學生不再盲目追求絕對之學術、新聞等自由」。(3)妥當運用「平素以中立態度出現」教授之學術權威說服學生。(4)加強輔導學生就業。由於學生就業困難,「黨外分子就以高薪抱負等誘引青年投效其陣容」,對政府之向心力也打了折扣。(5)依據當時法令無法設立報社出版報紙,但雜誌無法禁止,故「陰謀分子只要找七個人,登記七家雜誌社,一天出版一種,就達成其製造邪說,污染思想的目的;而這些雜誌現正積極吸收研究生,所以如何不使研究生落入黨外人士之手是當前要務」。
在國民黨與會代表發言後,主持會議的朱匯森部長因為另有要務,故宣達幾項指示:(一)這項會報定名爲「學校安定工作會報」,(二)分工原則中,需要透過學校辦理者,由教育部循行政系統辦理;組織歸(國民)黨;活動歸(救國)團;調查工作由警總、調查局負責等等。而受注意的重點學校,北區有台大、師大、政大、東吳、輔大、文化、淡江、新埔(工專)、世新、淡水(工商)。中區有東海、中興。南區有成大、遠東(工專)。東區有大漢(工專)。
至於建立可資利用的教師、研究生、學生幹部等名單以及「有問題」之人士名單,前者由青工會提供會報,後者由青工會、知青黨部、教育部人二處等單位提列。
在朱匯森部長離席後,由救國團代表楊副組長繼續發言,他表示先前提出的「訓練學生幹部」方面,救國團一直「有計劃地實施」,而且「平時並利用週末在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辦思想、學術、服務、文藝性之幹部負責人研習」。楊副組長同時感謝國民黨青工會、文工會的「大力支持和指導」。
同時,救國團楊副組長提到,「關於研究生之思想訓練,灌輸正確觀念」,需要再加強辦理。至於前述國民黨文工會代表提到的學生求學、就業問題,救國團楊副組長表示,「為鼓勵優秀大專青年幫助其求學,每年寒暑假均大規模辦理工讀服務」,但因該年度不景氣,名額由原先的一萬多名,縮減為三千多名。
救國團代表楊副組長發言後,接著又由國民黨北知青黨部劉總幹事發言,他表示截至1982年4月為止,在校大專學生國民黨員人數比例約為43%。同時學生社團活動串連成為校際性活動的趨勢不可避免,建議要將這一類規定通報各學校。同時北知青黨部劉總幹事認為,應該成立學生社團「聯合服務中心」,持續舉辦演講座談等活動,但問題在於經費。此外陳總幹事還預備通知各校課外活動組,學生刊物出版前審稿被退稿之稿件,建議送教育部研究。因此,北知青劉總幹事建議:(1)加強各校課外活動組聯繫。(2)「駁斥不當言論,掃除思想污染,研究生要負很大責任」。因此「不妨由三、五位研究生專門研究負責一本偏激刊物或一位偏激人物,找出其理論上之疏失、矛盾之處,以下駟對上駟的方法專門對付之。(3)運用研究生要加強其成就感,不要令受運用之研究生覺得有才情而無法發揮,「一旦受敵人誘惑就反被利用」。
在國民黨北知青黨部劉總幹事發言後,教育部訓委會程常委發言表示,校際活動的限制已經放寬,但仍不鼓勵,「除非在救國團輔導之下,或是二校行政當局已互知照,經院長、訓導長同意者」。另外「無論是夏令會、研究生座談會,學生幹部訓練活動或其他社團活動,本部會同青工會、救國團經評審對辦理優良績效卓著者均妥予鼓勵、支援與重視」等等。
教育部訓委會代表發言後,由教育部軍訓處代表常處長發言,常處長表示「掌握敵情唯一的辦法是與敵人保持接觸,因此我們要求教官一定要與學生接觸建立感情,才能完全掌握學生心理,瞭解學生動態」以達成使命。常處長並建議審查學生刊物稿件時,要特別審查「排版樣張」,比如說台大大學論壇社就刊出「康寧祥問政六年」的書刊廣告。
講到台大大學論壇社,常處長提出台大大學論壇社之學生,畢業後往往進入中國時報服務,中國時報及所屬刊物也常常報導台大問題並予以揭露,常處長問道「這其間有何奧妙?令人費解。」最後,常處長續問,「台大胡佛、劉福增、李鴻禧等人經常散播荒謬理論,對學生思想污染十分嚴重,校長何以不予解聘;校長有無解聘教授之權?」
學校安全會報第一次會議結束前,由代為主持會議的教育部人二處(編按:人二處全名為「人事室第二辦公室」,為威權時期為監控機關內部人員之「忠誠」而依法設置,隸屬調查局管理之單位)孔顧問下結論提到,選舉期間如何避免研究生「為陰謀分子利用?」孔顧問並請國民黨青工會將可為會報運用,辯才無礙的學生名單提列會報,由會報事先掌握。至於院校「關鍵性社團之運用、掌握,我們遵奉中央政策,組織歸黨,活動歸團,但各種黨團活動皆應以思想教育效果為依歸,而並非僅只於文康、服務層面」。
另外,孔顧問責成國民黨青工會、救國團,將「對我具有寫作能力或演辯說服力之教授、學人宜彙編名冊提供各校訓導處作為聘請學生社團活動指導老師之參考名單」。孔顧問並強調,資料顯示很多「偏激及具陰謀活動事實之師生很多畢業於嘉義高中,應請省教育廳密查原因」。
對於前述教育部軍訓處常處長問道台大何不解聘胡佛、劉福增、李鴻禧三位教授之疑問,孔顧問建議文工會協調三家電視台「不要常請胡佛、李鴻禧等人參加座談會等節目,我們大學中人才多得很」。
此外會議紀錄中原本記載孔顧問對於青工會代表提出認為可由兩校以上學生合作舉辦活動者,事前知會教育部訓委會,經費部分訓委會可予支援。以下紀錄「程常委和本人都是從黨部出來的,大家都是一家人」等字樣遭到刪除。
最後,孔顧問勉勵與會人士「對匪鬥爭工作是長期性的,敵人採用曲線迂迴戰略,我們要用智慧和力量戰勝敵人,特別是發揮聯戰功能,大家同心協力打贏這場戰鬥」。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威權統治時期,從第一次「學校安定會報」開始,就在國民黨中央的授權下,以維護學校安定為名,召集包括情治機關、國民黨高級幹部、國民黨的附隨組織救國團、教育部內包含訓委會、軍訓處、人二處等單位組成會報,行監控校園之實,打壓言論、思想、教育自由,席中對於國內異議人士或校園異議學生,均以「敵人」視之。
更令人側目的是教育部軍訓處常處長,直言台大校長何不直接解聘散播自由主義思想,與威權體制對抗之教授如胡佛、劉福增、李鴻禧等人。
而我們從此一會報從1983年3月成立,經常性集會至年底選舉期間為止,更可知道這個會報就是針對防制國內異議人士影響而來,第一次會議討論的話題多半集中於校園異議師生的言行,「黨外雜誌」、「黨外分子」、「陰謀人士」如何「污染思想」,危害到國民黨的統治基礎。
這些事實不禁讓人想問,為何第一次的學校安定會報之前,與會人士就有如此的資訊可資討論,究竟在第一次學校安定會報之前,執政當局利用黨組織、附隨組織(此處即為救國團)、軍訓教官、校方行政系統以及教育行政系統,暗中監控、搜集多少情資供其利用?
再者,作為國民黨附隨組織的救國團,在此類對付異議人士的活動中,究竟參與多少重要工作?提供多少協助?
資料來源:檔管局。